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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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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晚上，一张长图传遍公益圈，图里的主角手把手教人怎么在今年99公益日里薅鹅毛。简单来说，就是自己准备了钱，化整为零分发给热心网友，从腾讯手里套配捐。
想出这招的那位朋友，还实时更新着朋友圈文案：“已筹集万，冲刺万……联系我报销，又做公益又报销”。
很可惜，小动作被抓了现行，相关项目募捐冻结、款项封存。
子弹还在飞，但靶子几十年来从没变过——盖在公益行业上的黑箱子。
套捐的本质，是滥用公共信任，这一点，从国内现代公益体系搭建之初，就始终伴随着这个行业生长。
年，中国首个公益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到年，国务院出台《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公益基金会的登记管理细则，正式承认公益基金会的合法性。这年末尾，春晚的舞台上韦唯柔情款款，一首《爱的奉献》，唱哭台下的观众，唱响了中国公益事业的集结号。
公益基金会及各类相关组织开始井喷，20年时间，冒出来多个公益基金，从扶贫到动物保护，无所不包。
企业家、明星、官员，人人都赶着献出一点爱，无数汇聚而来的爱，由于缺乏监管措施，被一股脑装进密不透风的黑箱子里。
黑箱子第一次被揭开，是年。
那年，赤道东太平洋附近水温异常升高，在中国北方和长江一带，形成了两个大型降雨区，随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突然南退，乌拉尔山、贝加尔湖和鄂霍茨克海三个地区出现阻塞高压形势，西伯利亚冷空气南下。
超乎所有人预料的暴雨，突然降临。长江上游出现八次连环不断的洪峰，西江、闽江、松花江、嫩江，集体出现大水。
截止到年截至8月22日，全国有29个省（区、市）遭受不同程度洪涝灾害，受灾面积3.18亿亩，成灾面积1.96亿亩，受灾人口2.23亿人，死亡人，媒体的记叙是：“发生范围、影响程度和造成的损失，均为建国以来最严重的”。
国难当前，有人却在其中发了财。
洪灾期间，不少企业宣布要慷慨解囊，为了鼓励和宣传这些企业的慈善行为，媒体们通过义演、晚会等形式对捐助单位进行宣传和表彰，算是对善行的回馈。
等到救灾结束，回过头查账，才发现6亿元的募捐款项，有一半没有到位——很多企业根本没有捐赠的意图或实力，只是蹭个热度，打打名气。
这是有据可查，国内最早的诈捐，然而，没有任何企业或个人为这场闹剧付出过代价。
归根揭底，资金流动不透明，给了借公益沽名钓誉的人机会。同样的戏码屡屡上演，年雪灾，湖北省收到1.06亿元承诺捐款，但实际到账仅万元，湖北省民政厅能做的只有把开“空头支票”的企业公布出来，用社会压力催着对方给钱。
企业们接二连三的赖公益账，倒逼出了《救灾捐赠管理办法》：对不能按时履约的，应当及时向救灾捐赠受赠人说明情况，签订补充履约协议。救灾捐赠受赠人有权依法向协议捐赠人追要捐赠款物，并通过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告说明。
法规出台才十几天，汶川遭遇大地震，“公益人”们又故态复萌。
年，章子怡、成龙、余秋雨等名人先后被指在汶川大地震中存在诈捐，民政部下属机构随后进行了一份抽样调查，发现在经历汶川地震、南方雪灾等多次捐赠井喷后，中国公益组织的透明度并未提高——约有75%的慈善组织“完全不披露或仅少量披露信息”。
这份调查里，还有一个数据更有意思：近九成受访者表示从未接受过慈善机构的信息反馈，超过九成公众对慈善信息公开程度不够满意。
那年，中国的社会捐赠款项总额接近亿，依然被放在在黑箱子里，撬开箱子，是中国公益事业面前最大的难关，这关不过不行。
拦路虎很多。
实际上，早在年9月，民政部就曾正式向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提出起草慈善事业促进法的立法建议，年，民政部向国务院法制办提交立法草案，慈善法就此进入立法程序。
但这部法律却迟迟难以落地，除了对慈善、公益等概念的定义分歧，还有部分阻力来自认知层面：好人好事，怎么可以用法律去严格要求？
朴素的善良，受到了经济社会的挑战。
年，一个叫郭美美的女人火了，除了“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奢靡生活，更激起网友们热烈讨论的，是她的身份——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山呼海啸的质疑，朝红十字会涌去，年8月，中国各地红十字会收到的慈善捐款锐减，其他慈善机构也被牵连。
据那时新周刊的一项调查显示，82%的网友表示不会再给中国红十字会捐款，15%的网友表示查清了账本把每笔去向公布之后再说，只有2%的网友表示会继续捐款。
实际上，所谓的商业红十字会本身没有任何慈善募款，总会也不拨任何经费，只是挂了红会的名，吸引企业赞助半商业、半公益性质的合作案，卖卖保险和广告。事发之后，红会宣布暂停商红会一切活动，北京警方也确认郭美美与中国红十字总会无直接关联。
可惜，信任的崩塌难以逆转。郭美美事件后，新上任的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赵白鸽面对烂摊子，只能感慨一句：“三天毁掉一百年。”
以这场炫富闹剧为引子，牵出公益领域的一团乱麻，快刀随后狠狠劈下。
年的3·15晚会，“中华学生爱眼工程”被扒下了底裤，这个子虚乌有的“公益项目”，宣称要用十年时间使全国学生近视发病率下降30%，还说已经在全国上百个县捐赠万元物资，而他们实际发放的物资，就是一张张标着价格的“爱心捐赠卡”。
“受捐”的孩子可以到指定爱眼工程工作站兑换一副特供的镜片，镜片标价，抵扣掉“爱心捐赠卡”的，只需要元。但有了镜片，总还得配个镜架，店里那些所谓“一劳永逸解决近视”的眼镜，动辄一两千元起步。
靠这个路数，“做公益”的刘金顺，和他生产镜片、镜架的老婆，夫唱妇随把眼镜生意做成了诈骗，还带着加盟店主们一起发财——原本加盟店一年只有五六十万流水，自从刘金顺开始他的“公益”事业，收入直接翻了十倍。
至于那些被骗了钱的家庭，根据媒体报道，孩子们的近视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还都加重了，最轻的加重多度，最重的加重多度。
事件曝光后，“中华学生爱眼工程”和相关企业被全面查封，刘金顺连夜丢下老婆跑路，公益行业的大整改全面开启。
无数骗局被刨根问底，不少曾经被捧上高台的“公益领军人物”倒塌，比如要建设“世界敬老村”的“中国著名慈善家”张田，又比如贪墨玉树震后贫困儿童募捐款的“公益达人”湛蓝。
病灶剜去，怎么提高公益事业的免疫力，又是一个更难的议题。
公益的本质，是基于公共信任的基础上，让社会内存在的善意，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
在这个过程当中，公共信任是一切的基石，而反复出现的负面新闻，无疑在动摇整个公益事业的根本。
捍卫社会公共信任，已然刻不容缓。
年，推进缓慢的慈善立法工作迎来转机——慈善法被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并最终确定由全国人大内司委牵头起草。
随后一年多的时间，全国人大内司委先后召开十几次各种类型的立法座谈会，总结出5部慈善法民间建议稿。年年初，慈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形成，这部难产十年的法律，终于走到临门一脚。
但要解决公益行业的积弊，只靠制度武器还不够。
善于包装宣传的骗子，打着公益的旗号大肆敛财，而那些有切实需要，却不懂得如何向公众发声的个人和公益组织，却长期面临着无处求援的困境。
求助者和捐款人之间，有一道信息不流通的天堑。
越过天堑的努力，一直在进行。早在年，中国就实现了首次互联网互助，那年3月，清华女生朱令被投毒，人们在国际互联网传播病情描述，进行全球医学专家远程会诊，确诊认定为铊中毒，为抢救赢得了时间。
这之后，零星的网络互助时有出现，但直到年，国内才出现首个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公益平台，腾讯公益。
最初的腾讯公益平台，更接近于一个公益圈子的社区，虽然包括了募资、义卖、资讯传播、社区等模块，也和中国青基会、中国儿基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10余家知名公益组织建立起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社会影响太小，募捐能力也有限。
转变发生在《慈善法》即将出台的同一年，那年9月9日，腾讯宣布拿出万元，限期三天进行配捐，全面掀起网络公益的热潮。
万人次参与，用户捐赠额1.亿元，让99公益日成为“国内首个全民公益日”——腾讯旗下QQ、